国内两大知名舞团宣布解散后，茅威涛更新了日记
□毛
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1983年，在黄龙洞艺术学校的练功房里，我照镜子，老师站在我身边，“花小白”的姐妹们站在我身后。
镜子里的脸看起来像我今天和过去。我陷入了沉思。突然，一个声音喊道:“毛老师！”我下意识的回头，发现身边没有人。空荡来荡去的练功房，师姐们也不见了。
于是，我又看了看镜子，渴望回到梦的开始。但是那面镜子已经不是以前的样子了。镜子里映出来的只有红色的座椅和寂静的剧场…
1983年，21岁的我和27个来自浙江各地的姐妹，平均年龄18岁，在香港组成了一个表演团体，也就是今天的“本土一代小花”。我开玩笑地称之为“中国第一女团”。
这群“乡下姑娘”第一次去香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洋气”，他们约好去当时延安路上最好的石美理发店烫发。我烫了个发，误以为自己长得像“都市人”。到了香港，才知道“时尚”和“怪异”只有一线之隔。
好在我们的业务能力比“头脑发热”靠谱多了。在香港广信大剧院，我们以三大剧《五姑娘的生日》《汉宫怒》《双玉蝉》和两部经典折子戏，14天演出15场，创下了港剧演出最短档期的纪录，座无虚席。此后，北京、上海相继巡演，全国各地刮起了一股“小花”旋风。1984年5月21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保留该团，正式成立“浙江花小白越剧团”。同年10月，应文化部邀请，我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35周年文艺汇演和庆典，有幸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我们亲切地称为奶奶的邓先生的接见。邓奶奶题词:“不骄不躁，可以上进；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千人空奔向剧院的时代，是我们的“光辉岁月”。观众和我们都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然而世事无常，直到耳顺之年，我还是无法习惯离别。我常常在想——如果大家都没有分开过，“小百花”还会有另一番模样吗？但我只能想想。
1984年，《花小白》赴京演出。邓鹰巢在中南海会见了花小白的领导、老师和全体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
1999年，37岁的我放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戏剧工作室，正式成为小百花的掌门人。我曾经把自己当了18年“小百花”的掌门人比作守护“老房子”的大女儿。我手里拿着一串钥匙，守着一座满是回忆的豪宅，整天四处游荡。破窗户需要修补，旧墙纸需要更换。
好在《小百花》没有辜负邓奶奶的期望，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国有剧团的使命。在省委、省政府多位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逐渐成为国内顶尖的剧团，也是国际交流次数最多的剧团。2013年被文化部授予39个“全国地方戏剧创作演出重点剧团”。
我掌管着“老房子”的钥匙，同时守着无数的“约定”，丝毫不敢懈怠。小百花创始人之一的顾大叔曾经说过:“小百花最好有自己的剧院。”我们花了18年时间来做这件事，我们终于成功做到了。
与毛的姑父顾合影(1986年赴新加坡演出)
2019年，小百花月剧场正式对外开放。受原办公室党组委派，我卸任“小百花”负责人。参照社科院的模式，我以“离职创业”担任百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开始走上一条“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之路，进一步深化国有院团改革。很多人笑我“傻”——我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挑战的崎岖之路，而不是离开制度保障的康庄大道；很多人不理解，以为毛“下海经商”成了企业家。我没有理会这些声音，因为这也是一个“约定”——搞清楚在国有院团改革中，除了最重要的两种模式，即提留事业和转制企业之外，是否还有第三种模式的可能。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与戏剧相伴了将近半辈子的生活，却充满了戏剧性。就在我忙着给老房子摆新店，规划“前店后厂”蓝图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人把院门的锁换了。从此，“老房子”就被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与我和探索之路隔开了。不是我太留恋“老房子”，而是我很遗憾，更担心那些“约定”可能无法继续履行。
我在“老房子”前徘徊，我感染了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而打不开的“锁”，更是残酷冰冷。“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离开了舒适区，我就成了路人，成了旁观者。同时，我代表文联接洽了两个新组织，调查了基层剧团和民间艺术团体。发现自己的视野更开阔了，看到了更多以前看不到的盲点。
小百花月剧场《青春在戏》演出现场
4月29日是世界舞蹈日。我在第一时间，从一个青年舞蹈家和一个青年音乐剧演员发的微信公众号和小视频中，得到了两个著名舞蹈团解散的消息，一个是陶舞剧院，另一个是的《云南印象》演出团队。小视频中，洪晃含泪讲述了陶遗体的故事。
得知这个消息后的一整天，心里都充满了恐慌。
当了18年的团长，我比任何人都能真实清晰的感受到失去一个团是什么感觉。真正伤人的不是某个群体的解散，而是一群为了梦想而聚集的人的离开。陶舞剧院是一个真正追求艺术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坚持，有自己的艺术风格。正如洪晃所说，“他们跳的是中国的现代舞，展示了中国人的身体美和力量。”对于杨丽萍的团队来说尤其如此。她像一个奇迹，从云南的田野走向城市的舞台。听起来像是我们越剧前辈走过的路。失去他们，只有心痛，遗憾和无奈。
陶舞剧院的作品《4》
更让我难受的是，正当“两新组织”的艺术家们要为放弃理想而痛哭流涕的时候，另一边朋友圈里的国有院团却“忙得不可开交”。车厢对比，很感性。
最近各个院团开始申请参加各种艺术节、戏剧节、比赛。但各种参评评选活动都有严格的评奖制度，明文规定参评作品必须演出规定次数。那么，如何处理受疫情影响的游戏数量问题呢？于是乎，我用上了“十八般武艺”——找一个不受疫情防控限制的内部剧场，面对孤独的椅子腿，以一天几轮的“压缩版”完成业绩指标，获得参加评比的“入场券”。
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赞”字。想出这个方法的天才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会在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的心中播下怎样的种子？当年我掌管豪宅钥匙的时候，就是抓耳挠腮来完成这类事情的表演。和我的团队成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进校园，进企业，进公益项目，包括农民工子弟学校。这样既完成了比赛，又培养了新的观众，一举两得。但是，和今天的现象相比，我突然觉得我当时有点“傻”？
前几天，刘发了一篇报道，里面充满了智慧和正能量。我称赞他回答记者的问题，简直开创了“新鲁迅风格”。当记者问到德云社出版的北京人艺版和窝头会馆有什么区别，和德云社合作有没有压力时，他回答:“每一个敬业的人都算一个，都是习惯给自己施压的高手。不要敷衍了事，不要凑合着做事，不要咬到嘴就洒出来，关键是要特别聪明。上帝禁止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然后我觉得，一般来说，愚蠢的人做任何事都没有压力，因为他连上下左右都分不清。这么说吧，每个工作的人都有压力，不工作挑工作毛病的人压力最小。”
幸好，按照刘的说法，我不是“笨”，而是“不敷衍”！
时任小百花掌门人的毛在杭二中成立了第一个“爱越基地”，向学生传递艺术之美。
我认为，今天，一些国有高校的主要责任是他们的功课准备不充分。疫情来了，他们应接不暇，没有精力整理手头的业务。其实我们的最高奖在设立之初就有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如“中国戏剧梅花奖”，旨在表彰奖励优秀中青年戏剧表演艺术家，繁荣发展戏剧事业。文化部的“文华奖”是鼓励和推动集体创作；中国共产党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是以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用科学理论武装人，用正确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精神塑造人，用优秀作品激励人”为宗旨而设立的。所以“敷衍”和“欺骗”都不太好。对不起颁奖的初衷，更对不起我们党和国家的信任和期待。
他们曾说“只要你跳舞，就有希望”，但最终还是被现实打败了。但疫情影响的不仅仅是陶的身体和的团队？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群体只能默默消失...据我所知，仅台州的民间剧团就不下200个。我记得去年我跟剧协做基层调查的时候，了解到因为疫情，所有的民营剧团都停止演出了。那么，这些演员和团体今天怎么样？我从来不认为国有院团的演员比民营机构和民间剧团的演员高尚得多，梦想面前人人平等。虽然技能会有高有低，但不妨碍努力和追求。
上海去年做过统计，“两新机构”的演出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国有院团。这说明本来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国有院团的演出市场已经落后于“两新组织”。为什么会这样？这是我一直在想的。当我和他们合作，和他们走得更近的时候，我发现很可能只是因为“两新组织”的很多演员和创作者更用心，更有激情，更清楚自己的追求。他们虽然没有金像奖，但有细腻专注的表演；虽然没有义务肩负起丰富人民精神的重任，但它面对的是当下人民的精神需求，实际上是让更多的观众在他们现代审美、生活方式、戏剧理念的表演中获得快乐和幸福。
国有书院、两新组织、群众图书馆、民间组织要各司其职，市场靠发展，不是靠挤兑。如果最大比例的国有院团只能“占领”一线城市作品“滞销”的二三线城市、社区、基层单位，那么大众图书馆和民间组织的play 空就解散了。目前人们最关注的互联网空和新媒体空，而我们的国有高校却严重缺位，无法发挥其主导作用。
在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人类精神的空虚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困境。人类的精神世界正在被物质世界吞噬，而艺术却未能起到应有的疗愈作用。很大程度上，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艺术创作不得不受到物质世界的束缚。我们的创作者，要么是为了钱，要么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更有甚者，是为了权力地位的暗箱操作而无所不用其极。它已经沦为物质世界中许多争取物质财富的职业手段之一，失去了它本身疗愈人心、启迪灵性的功能。我们的各种商品越来越多，而艺术作品却很少，商品虽然能解决人们的短期需求和精神刺激，却很难给人们带来持久的影响，启迪文明的发展。而那些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创造出来的造物，连商品都不如。因为商品至少有流通价值，那些像商品一样连解决短期需求的属性都没有的作品，只有在流通层面才有困难。
就我个人作品而言，我也无法满足自己。我只能说，我一直走在清醒而不是敷衍的向前看的路上。我经常问自己，半个世纪前前辈们的作品，至今仍让我们仰望，那么半个世纪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今天的作品吗？这样看来，这几年被诟病的国有院团把自己的新剧入库，并不是一件坏事。至少不会流传下来让后人“仰望”。鲁迅先生曾说:“你杀了现在，你就杀了未来——未来是子孙后代的时间。”
明天是五四青年节。一百年前，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文学艺术启迪人们的智慧，他们的故事被翻拍成电视剧《觉醒时代》。“五四”是为了纪念他们伟大的思想，纪念他们自觉存在的日子。今天，我们是否还有力量启迪年轻人的心灵，让他们坚定信念、理想、责任和使命感？待遇越高，责任越大。国有剧团必须拿出无愧于今天的创作。不要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只为了吹嘘，不承担责任。
叶涛曾经说过，每个舞者都是他们的“亲人”。我想全世界的艺术家都认同这一点。只要艺术存在，理想存在，我们都是彼此的“亲戚”。这段感情简单纯粹。在我看来，像陶舞剧院这样的团体，能够在眼花缭乱的物质世界中坚持精神交流，在娱乐至上的艺术市场中坚持自己的风格和追求，是一种“艺术自觉”。也许是历史剧里男演员太多，不知不觉中，一些女性有了“铁肩担道义”的心态，这种心态很少见或者说是不应该有的，也增添了一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识。我不认识叶涛，只是看着他和朋友们跳舞，我真想对他说——我们戏曲里的男主角经常说一句台词:虽然他死了，但他依然光荣...
疫情之下，全世界都面临挑战。像所有“两新组织”一样，越南自负盈亏。剧院无法正常运营，小伙伴们开始轮流在家工作，自愿选择降薪渡过难关。不知道困难什么时候会过去！即便如此，我始终愿意相信，分开的人，终有重逢的一天。我也愿意相信，只要还有记得“约定”的人，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如约而至”。正如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所说，“根本没有胜利。坚持意味着一切。”
希望能坚持去剧院，等“亲戚”回家。
毛毛
2022年5月3日
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复制、摘抄、改写及在网上传播所有作品，否则，本报将通过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