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五帝本纪的文化史意义(史记五帝本纪古诗文网)

中华民族在建设早期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建设早期精神文明。早期的文字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价值的文献。对于这些文献，我们不仅需要从“信息史”的角度来考虑，还需要从文化记忆和中华民族早期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来考虑。本期发表的三篇文章分别探讨了《五帝史记》和司马迁古代史观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金文所体现的生命观，以及儒家“帝王”观念的哲学化。

作者:龙文玲(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

《史记·五帝本纪》构建了黄帝、颛顼、、尧、舜承传的上古历史谱系，长期以来受到质疑，被一些学者视为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范例。但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发掘和史前文明的不断发现，不仅需要重新审视司马迁所建五帝谱系，还需要重新理解为什么要写它，以及其中蕴含的古史观念。

广寻史料，以雅求美的写作原则

关于五帝编年史的写作，本章末尾的“太史龚玥”给出了三个重要信息:

一、创作动机:“学者常称五帝，尚尚公允。但《尚书》自尧以来已独”。说明司马迁的创作是由于《尚书》在尧之前没有记载历史，希望以此弥补历史的缺陷和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这种使命感体现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勇气和魄力。

二、文献来源:“孔子传五帝之德，皇帝之姓，儒家未必传。西尝空桐，北跨涿鹿，东至大海，南飘江淮一带，直至长辈常称黄帝、尧舜，道德教化坚定。简而言之，他们与古代作家并不亲近。看《春秋》和《国语》，他发明的五帝德和帝姓是一章”。说明司马迁的文献以古代传世为主，田野调查资料为辅。传世文献主要有《尚书》、《百家著作》、《五帝》、《帝姓》、《春秋》、《国语》等。田野调查材料主要是司马迁在前往空传说中的五帝到访过的、涿鹿、东海、江淮等地时，与当地长辈调查研究获得的口口相传的材料。

三、公文处理方式:“百家争鸣论黄帝，其散文不雅温驯，荐君难辨...我不能再说了，选那个字特别优雅的”。如前一段所引，可见司马迁对收集到的田野资料和代代相传的古文进行了对比分析，剔除了“不雅驯兽师”，保留了雅训。所谓“古文”，是指王国维在《史记》中所说的:“若五帝德，若帝姓，若谍，若春秋为谍，若国语，若春秋左氏传及孔子弟子，先秦六国皆是。司马迁将田野调查资料与《五帝德行》等古代典籍进行对比分析后，也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他们对五帝道德教育的记载是一致的。

以上资料显示了撰写《五帝年谱》的基本原则:全面搜集文献，选择雅野之地，分析探究，按时间顺序排列五帝历史。

就五帝族谱而言，黄帝是少典之子，传于其子颛顼，颛顼传于族子，传于其子姚。把姚的王位让给他的同族，伟大的孙顺。这个皇位的继承不是基于长子继承制，而是基于继承人的能力和德才。比如颛顼的《袁静有计，疏而治之》；帝喾的“顺天理，知民之急”；姚“其仁如天，其识如神”；舜“行善，远人”。而且五帝勤政爱民，知人善用，重视教育，贡献突出，深受百姓拥戴。这种写法展现了一种理想的政治图景，体现了一种以雅为美的古史写法原则。

隐藏的文化记忆

《五帝年谱》虽以传世文献和实地考察为基础，但其真实性长期受到质疑。比如欧阳修的《帝王编年史序》就认为司马迁列传、尧舜列传、夏商周列传都出自黄帝，从而引出“文王以十五祖为臣，以十四祖为王，多可笑！”盛的《史记》也指出，按照五帝的世系，舜是瑶族的曾孙，而舜娶瑶族的女儿“因为娘家的曾孙娶了曾祖母，所以更不道德！”而鲧和于立世从颛顼到舜活得太久了。“尧舜在位几百五十年”也是不可思议。

对此，有学者试图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五帝年谱》的可靠性。例如，隋《五帝史记》的考古学基础就指出:“《五帝史记》具有坚实的考古学基础。换句话说，在大约四五千年前的五帝时代，确实存在这样一群部落联盟的伟大最高统治者。他们努力工作，创造了非凡的人类文明。“有些学者试图从民族学的角度肯定《五帝实录》的合理性。如孙希芳的《五帝史记五帝谱系合理性探究》认为，“五帝谱系不是五帝的家谱，而是中国古代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历史发展轨迹的反映。”

以上不同的观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写。从司马迁的角度来看，他所收集的关于五帝事迹的文献，除了有“非礼训”的内容外，可能还有一些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比如关于《五帝实录》中的尧舜退位，司马振《正义》引用了《国志》中的一段云:“故尧城在周浦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亦为舜所囚。还有县城西北十五里的燕竹老城。《竹书》里云顺囚禁了姚，然后放倒了，让他不要见父亲。”《竹书》，即西晋战国魏安立王墓出土的《竹书年谱》。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关于尧舜更替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舜取代尧舜不是靠和平投降，而是靠血腥武力。但司马迁在写作中选择了和平退位，有助于展现美善政治，而忽略了武力更替的论调，体现了以雅求美的写作原则。

如果一定要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去追问《五帝实录》，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司马迁对竹书这类资料的忽视。但如果从文化记忆理论来考虑，就能理解《五帝》写作的合理性。《五帝年谱》其实承载了人们对孔子以来“完美”的德政的美好回忆，是一部以五帝记忆为基础的文化书写。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所说，“记忆文化侧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它的关键问题是:‘我们难忘的是什么？’“在司马迁看来，不能忘记的是五帝时代的仁政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君主、贤臣、关注民生，“天下之病，无人得益”。所以他选择了歌颂五帝仁政之美的文学。正如他在《太史公序》中对五帝编年史的总结:“历代拥护黄帝，天地之法，以四圣为继，各有其法；唐尧退位，虞舜未立；美帝的荣耀，永恒的世界。“在这里，他所强调的不是五帝的具体功绩，也不是皇位更替的具体细节，而是黄帝开创的政治秩序，即统治天地的法律，以及四帝所形成的法律规范，如颛顼，可供历代效法。

承前启后的古代史观

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疆域空辽阔。正如司马迁《太史公序》所言:“复译海外风俗，来呈不可胜。”当时的中国大地上，各民族交流融合，盛况空前空。回到过去是为了建设现在，创造未来。司马迁受时代启发，通过追溯古史，对五帝时代进行了整理和重构，“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典范”(钱钟书《管锥编》)。基于此，他所描绘的五帝时代蓝图，除了君主、君臣、圣人、以德治国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团结。黄帝时代东至海，南至河，西至空桐，北至涿鹿；颛顼时代东至盘木，南至交趾，西至流沙，北至幽陵；帝尧年间，谷在东，南至南，西至美姑，北至游都。这些对五帝疆域的描述，其实是基于古代传说的想象和汉帝国的实际疆域，体现了汉武帝时代的大一统思想。

第二，民族和谐大融合。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五帝并非直系亲属，而是分属中国古代不同的宗族。然而颛顼、、尧舜都是炎黄子孙。此外，、、周后稷都是黄帝的曾孙，秦、匈奴都是黄帝的后裔，东越、南越、西南夷的祖先都可以上溯到黄帝。这种书写实际上重构了汉武帝以前各民族的文化记忆，展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认同。

总之，《五帝年谱》是司马迁在大量早期文献和文化记忆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化建设。虽然不是“忠实史”，但包含了自古以来各民族丰富的历史记忆，昭示着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虽有“东拼西凑”的痕迹，但符合中华民族多源共生的融合进程，体现了大一统的文化理想。正因为如此，“炎黄”作为华夏人的始祖，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对华夏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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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2022年1月22日第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