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红柳集》：永不褪色的红色经典
一个
虽然李瑛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开始创作新诗，但数量不多，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他没能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占有一席之地。应该说，李瑛新诗创作的一生和名声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获得的，也就是说，李瑛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
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上世纪五七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时代也是如此。从李瑛个人的创作经历出发，从前期红色激情的燃烧到后期的理性沉思，给中国当代诗歌史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艺术财富。今天，我们在回顾李瑛发表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红柳集》时，必须把它放在诗人当年所处的时代环境中，也放在中国当代诗歌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考察，从而重新认识它的特点和价值。
事实上，李瑛50-70年代的新诗创作，包括《红柳集》，早已引起文学史家的特别关注。比如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洪子澄特别提到了李英那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独特性——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写作，李英的诗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它既不同于颂歌写作，也不同于战歌写作。换句话说，李瑛这一时期的新诗创作，既有那个时代的“俗名”，又有那个时代的“无名”，是一种兼具共性与个性的新诗创作典范。
两个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重读李英的《红柳集》？
首先可以从诗人的身份和诗歌的抒情/叙事主体的角度入手。与现代主义诗歌不同，它的主题通常是隐藏的但不明显的，因为它想“逃避个性”和“放逐抒情性”。这一时期，李英的红色诗歌融合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但他和通常意义上的工农兵作家诗人还是有些区别的。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参军了。他是“知识分子”和“战士”的混合身份，或者说是知识分子战士诗人。但他的身份和主体意识主要是军人，其次是知识分子。
在《红柳后记》中，李英写道:“我在这里想说，是党的乳汁哺育了我，使我在革命队伍的大家庭中成长；我热爱我成长的年代和土地。是他们让我逐渐认识了人民和祖国，认识了奋斗和人生，认识了诗歌。所以我在学拿枪的同时，也学会了拿起笔；我要用枪为他们辩护，用笔为他们歌唱”。从这段自白中，我们不难想到，这位知识分子战士诗人不仅要写战歌，还要写颂歌，可能还有牧歌。
从《红柳集》来看，确实是战歌、颂歌、牧歌的共生有机体。正是由于李瑛有意识地弱化自己的知识分子精神，不断增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气质，所以在他的诗歌中，既没有一些政治抒情诗中偶尔见到的个体立场与集体态度的落差，也没有当时一些革命爱情叙事中偶尔见到的人格与政治的双重变奏。同时，更没有集体态度带来的对个人写作纪律的焦虑和痛苦。
本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来谈论50-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振振有词地宣称，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被遮蔽和改写，独立人格缺失...在我看来，这种言论的主要错误在于其严重的“时代错误”，即以改革开放时代的思维去想象那个火热激情的自己。
对于从战争的硝烟中走来的人来说，个人可以在集体面前被牺牲，“我”在“大我”/“我们”中被合理地淘汰，每个个人都是战斗集体中的一员。比如李英的诗《远去的汽车》写道，诗人在支援边疆建设时，当汽车带来家乡亲人的来信时，战友们激动地大声朗读，分享。这种感觉太震撼了。毕竟在诗人看来，战友是可以交换生命的。“同志有什么秘密要隐藏？”他们整天想的都是如何成为一个“强壮的骑手”(为了防风)，如何成为一个“时代的捕龙者”(穿越黄河渡口)。
而且，经过革命之火锤炼的人，不仅不像今天有些人说的“革命后回家”，还会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小家”融进革命的“大家庭”。正如《果子沟山路上》诗中所说:“乡间处处有家，行八千里而至。”中国革命这个“大家庭”有时超越国界，成为国际革命“大家庭”。所以，在《朝鲜战场上的一个夜晚》中，李英写道:“虽然此地不是祖国，但对我们来说，/它就像我亲爱的故乡一样”。所以，抗美援朝是一场保卫国家的正义战争。毕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花)。
尤其是在《红柳集》最后一集《热血燃烧》中，李英把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古巴、日本、西班牙、阿尔及利亚等被美帝国主义压迫、剥削、掠夺、欺凌、殖民的国家和人民视为自己的兄弟姐妹。他说，“这一切/一起回荡在我的生命中/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在他的诗中，李瑛没有给予他们廉价的同情，而是鼓励他们进行不懈的斗争。“对于你家门口的美国土匪，/你必须战斗，也只有战斗/这是对他们的唯一和最好的回答”(古巴派去战斗)，因为在他看来，“战斗就是食物！/奋斗是河！/奋斗就是土地！”(斗争)，和，“革命的斗争和胜利，/是孪生兄弟！”(和阿尔及利亚朋友谭胜利)。李英总是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列宁为榜样，因为“他拖着整个世界，/沿着时代的轨道前进，唱着胜利的歌！”(真正的司机)。
李英的诗就算偶尔写爱情，也绝对是革命劳动的爱情。在讲述天山青年男女爱情，具有社会主义田园情调的歌曲《鹿女》中，李英写道:“少女知其忧，/系其目是其辫”，但少女坦言:“我爱的是作品最好的那个。”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个人的爱和对祖国，甚至对国际无产阶级的爱是一样的。在《赛里木湖夜宿》中，李英进一步写道:“我们深深感受到劳动的快乐。”中国建设之初，劳动是斗争、战斗、胜利、幸福的代名词。这是一代人的“宏伟的理想”、“深沉的爱”、“一派豪情”(红柳丛中)。
总之，李英的诗集《红柳集》是一部激情澎湃的情感(我的生日)，描写了我们的英雄和英雄的儿子(从草地上看雪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和“对生命的深厚感情”。这些都是让红柳集成为红色经典的最典型的品质和立场。
三
革命政治话语虽然塑造了《红柳集》的主题，但并没有完全影响其叙事和抒情的艺术机制。所以这些诗没有成为八股。相反，李瑛的诗歌创作在宏大的主题下，充满了清新、调子、摇曳、活泼、跳跃、紧张的诗歌创作。
《红柳集》中的作品想象力丰富，色彩斑斓。比如《夜渡珠江》第二句用了两个“是或否”(“野花”和“山果满树”)，第三句用了两个“或象”(“舞动的火焰”和“五彩的山雀”)。有时候在想象“恍惚”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幻想，比如“远处牧羊女的银镯子闪闪发光/羊群归圈……”(《巡逻晚》)。在他的笔下，牧羊女似乎会表演魔法，她的银手镯有魔力。只要它发光，鸥群就乖乖地服从，回到圈子里。正是有了这样丰富多彩的想象，《红柳集》摆脱了单纯政治教育的枯燥。
同时《红柳集》形象准确生动，比喻新颖恰当。如《乡村邮工》所写，“茫茫山野无人，/天地间只有一个黑点晃动。”再比如《黄昏》写戈壁的日月像“红灯”。
此外，《红柳集》诗风灵活多变，集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如《夜歌》、《造林远征》采用“对话式”。
最后，诗人用词准确，力求音乐美。如“静如正午江南岸蝶轻”(寂静的海)；再比如“哈，果子沟有一千条大道，和/或也小，也小”(在果子沟的山路上)。在这里，“静”与“光”，“小”与“少”形神兼备，读起来有无穷的魅力。这些诗意话语和巧妙意象的大量运用，使《红柳集》摆脱了政治话语的束缚，既能突出红色主题，又能在主题框架下巧妙构建诗意的时间空。
四
《红柳集》是李英二三十岁写的诗，属于激情、青春、红色的诗歌写作。因为它具备了以上所有的品质和特点，也因为它产生于那个火热的时代，所以成为红色经典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红柳集》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部流动的经典，从空的角度来看，也属于那种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接受的红色经典。
《红柳集》不仅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也能回应当下诸多现实关切。永不凋零的红柳、欣欣向荣的红柳、参天的红柳、势不可挡的红柳所代表的精神，足以应对现实中的困难和未来的期待。
